海报新闻记者 孙佃潇 姜雪颖 报道中承配资
近日，“河北女子疑因家暴身亡”事件引发社会广泛讨论。
在该案中，犯罪嫌疑人可能构成哪种犯罪？是否需承担孩子抚养义务？海报新闻（报料微信号：HaibaoNewsSw）记者针对该事件背后的一系列法律问题，采访了多名律师。
一问：如何界定家暴？
据孟村回族自治县公安局于8月24日晚间发布的警情通报，8月22日，该局接报警，某小区发生一起刑事案件，致受害人刘某某（女，25岁）死亡。接警后，公安机关依法开展现场勘查、调查取证等工作，将犯罪嫌疑人金某（男，26岁，系刘某某丈夫）、张某（女，48岁，系金某母亲，涉嫌帮助毁灭、伪造证据）抓获，并依法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
经法医检验，刘某某系钝性外力作用致颅脑损伤死亡，未怀有身孕。同时，公安机关正在会同妇女权益保护部门，对刘某某被家暴相关情况深入开展调查。
从法律层面讲，如何界定家暴？
“在我看来，家暴的本质就是故意伤害，包括生理和精神两方面。”北京云亭律师事务所律师郑植升在接受海报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根据相关规定，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构成家暴。
8月25日，海报新闻记者曾针对案件情况致电受害人刘某某的姑姑。据家属了解，犯罪嫌疑人金某此前就有过施暴行为。“我们只知道有一次（施暴），那次我们有证据，别的就不知道了，只能是听她朋友们讲。”
“当施暴者、受害者及周围的人都未能意识到家暴是一种违法行为时，它往往难以被察觉中承配资，因此呈现出较强的隐蔽性。”郑植升说。
据知恒(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李云燕分析，家暴的隐蔽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为物理隐蔽，多发生于私密空间，目击者少；其二为心理隐蔽，受害者因恐惧、羞耻或经济依赖隐瞒伤情；其三为社会隐蔽，传统观念将家暴视为“家务事”，外部干预不足。
二问：该案犯罪嫌疑人可能构成哪种犯罪？
前述警情通报提到，公安机关已将犯罪嫌疑人金某、张某抓获，并依法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该犯罪嫌疑人可能构成哪种犯罪？又应承担哪些法律责任？
郑植升分析，犯罪嫌疑人张某涉嫌罪名已明确为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该罪的法定刑最高为三年有期徒刑。通报并未披露金某的具体罪名，但从案情判断，其行为可能涉及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人罪，二者的区分主要取决于行为时的主观目的。
“如果仅仅是基于伤害的目的而实施暴力，则构成故意伤害罪；如果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行为人抱着使受害人死亡的意图，则应认定为故意杀人罪。考虑到现实中不少行为人会辩称‘只是想吓唬对方，没想到后果如此严重’，这种说辞往往会使案件倾向被认定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而非故意杀人。”郑植升说。
“至于过失致人死亡罪，我认为本案并不适用。因为被害人系因颅脑损伤死亡，人脑作为极其脆弱而关键的器官，对其实施暴力时理应预见可能导致严重后果，不属于疏忽大意或过于自信的情形，因此不能认定为过失致人死亡。”由此，郑植升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无论最终认定为故意杀人罪还是故意伤害致人死亡，金某的刑罚幅度都将在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最高可至死刑。
李云燕也认为，金某若存在预谋杀意，构成故意杀人罪；若施暴时无故意杀人但致人死亡，构成故意伤害罪。“家暴致死属情节恶劣，可能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死刑；若存在长期家暴史，构成从重处罚情节。”
三问：犯罪嫌疑人金某是否需承担孩子抚养义务？
据媒体报道，刘某某与金某育有一子中承配资，刚上幼儿园。该案件发生后，孩子抚养权归属问题将有何考量？犯罪嫌疑人金某是否还需承担抚养义务？
郑植升认为，犯罪嫌疑人金某多次存在施暴行为，已明显不适合继续作为孩子的监护人，其一方亲属通常也因此被排除在监护人选之外。“在这种情况下，孩子的外祖父母最有可能被法院或民政部门指定为新的监护人，以保障孩子的生活与成长环境的稳定和安全。”
至于抚养义务，郑植升认为，其法律性质并不会因父亲的施暴行为而消灭，即便丧失了监护人资格，父亲仍然负有依法承担抚养费用的义务，只是该义务将通过支付抚养费等形式来实现，而不再直接承担监护责任。
四问：家暴受害者应如何保存有效证据并维权？
郑植升向记者介绍，常见的家暴证据主要包括就诊记录、监控录像、证人证言、报警记录、家庭暴力告诫书以及行政处罚决定书等。其中，就诊记录和监控录像尤为关键。
受害人在遭受家暴后，应当第一时间前往医院就诊，取得病历和诊断证明；而家庭监控录像一旦拍摄到相关画面，也应尽快予以保存，避免因设备损坏或视频自动覆盖而导致证据灭失。
记者注意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当事人因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但在郑植升看来，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其难点往往在于证据的收集和举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列举了11类可供参考的证据，受害人可以逐一对照，尽可能多地掌握在手，但现实中存在三个主要障碍。一是相当一部分受害者并不了解该规定，根本不知道可以用这些材料去申请；二是很多证据并非受害者个人能够轻易取得，比如监控录像、警方的执法记录等；三是即便受害者设法提交了相关证据，法院也可能认为尚不具备作出裁定的必要性，从而导致申请被驳回。正因如此，人身安全保护令在实践中常常难以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
五问：外部力量如何给予家暴受害者帮助？
“我们已经关注到该案件了，妇联组织将根据受害妇女家属的需求提供帮助。”8月25日，孟村回族自治县妇联工作人员告诉海报新闻记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明确了受害者可以向当地妇联、所在社区等部门求助，法律也规定这些部门“应当给予帮助、处理”。
郑植升分析称，问题在于，如何帮助、如何处理，法律并未作出具体而明确的规定，留下了较大制度空白，导致实践中完全取决于相关工作人员的认识和态度，不同地区、不同行政主体之间往往差别很大。“正因如此，很多时候所谓的‘帮助’只停留在口头安抚或简单调解的层面，缺乏制度化、可操作的具体措施。”
郑植升认为，现行机制的落实效果有限。未来，立法还应进一步细化，明确各部门的职责和操作规范。
“现实中常见的‘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思维，实际上是对家庭暴力的纵容，不仅无助于问题解决，反而可能加剧受害者的危险处境。因此，必须提高基层工作人员的认识，明确家庭暴力不是家务事，更不是外人‘难以插手’的私事，而是一种严重的违法乃至犯罪行为，需要外部力量的及时介入和制度化的处置措施。”郑植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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